对于生育政策变迁中作为恒量的生育权展开学术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即便属于中央立法事项，也并非不可以通过立法条文为地方立法留下空白。因此，地方先行性立法具有暂时性特点，一旦事后有了中央立法，那么地方先行性立法即受其拘束。
因此，基于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对地方差异性立法应作如下限定： （一）央地关系中的体系性限定 所谓体系性限定，即为确保国家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而为立法设置的规则。又如福利企业认定与减免税政策，如果不对企业招收的残疾人身份作出立法限制，也可能会导致本区域外残疾人流入，从而摊薄本地残疾人的普遍福利。因地方差异性而扩大的地方立法权必须受到限定，进而形成一个地方立法权力—限定的合法性可控机制。[8]如果城乡在同一事情上强行实施相同的法，其结果可能要么被乡下人明里暗中抵制，要么被乡下人修改后再执行。所谓立法洼地，即因立法形成某一区域或者行业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引吸其他区域或者行业人口流入，从而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
凡是中央与地方立法可以共享的立法事项，尽可能将其解释为地方性事务。对此，有人可能会追问：一个人在不同区域（如设区的市之间）实施相同行为可否有不同的法律评价与责任？如果可以，那么在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法律框架下，这种因域而异的法规范是否不公平、不合理？进而与国家法制统一原则是否构成抵触？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周文斌受贿案中，周文斌用概率论来证明指控受贿的证据不成立。
通过简单的数学知识，将法理学上的分配理论以非常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更有利于对抽象理论的理解。而法官为了实现司法说服，也可能运用到数学方法。也就是说，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法官对案件进行价值考量是必要的，越是想要用所谓精确化思想来掩盖人性和激情，越容易在案件中体现价值本身。美国人却伯曾认为，司法审判中的数学，意味着两个相关但可分离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合理使用明确的统计证据等来实现各种目的，鼓励审判者借助数学方法来化解诉讼中有争议的权利要求。
特别是刑事案件当中，轻易使用概率论作为证据来确定某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很容易带来冤假错案。这看似是一个数学计算方法之争的问题，实质则涉及到价值衡量问题。
针对此回归模型，被告认为，职称、取得职称的时间、行政职务、临床数量等都是回归模型的变量。当然，找到与被告如此罕见匹配的掌纹痕迹具有非常重要的举证价值，该事件必定需要告知陪审团。抽样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数学方法，并且与商业和贸易活动紧密相关，比如在货物发运之后，收货方签收货物之前，都会采用抽样方法验收货物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这样就可以避免发货方可能制造的顶层好货或者底层好货陷阱。对于诉讼参与人而言，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法律论证，实现司法说服，实际上就是司法中立性和开放性的体现。
他认为，由于船只冲出泊位导致损害，有三个变量函数：（1）船只冲出泊位的概率。法律论证中运用数学方法，从进路来看，虽然表现了人类对司法审判精确化的追求，但是这种精确化追求却又实在侵犯了人类在司法裁判当中的主观判断性，从而降低了司法裁判的实质科学性。事实上，越是高级的社会或心理功能，就越不能用数字进行测量，这可能是一条普遍的真理。但是，作为诉讼证据的一种新进路，在司法过程当中强烈地震撼了诉讼当事人，也给其他诉讼带来新的路径参考。
数学对西方法律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西方法律文化体现了大量的数学理念，这些数学理念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内容，使西方法律文化别具特色，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决定了数学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为此，一些美国人试图通过司法来改变这一局面。
因此，法律规则是人类生活秩序的规范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交何种证据，如何论证证据与法律结果之间的关系，如何论证法律事实的成立，如何论证法律结论，都是十分重要的法律问题。
由于性别指标变量记男性的取值为0，女性取值为1，由此论证出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的年均收入在同等条件下少3145美元。伯克教授使用的是对德克萨斯州10%的地区的学校的抽样调查，结果是，每个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与所在地区的财富状况是正相关关系。美国著名数学哲学家莫里斯·克莱因针对古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说过一句话：尽管博物馆遭到摧毁，学者们也被驱散，但是希腊文化却依然顽强地生存着，而且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帮助塑造西方文明。证据是司法案件的中心，一切诉讼活动必须奠基于证据而展开。（2）伯克教授所说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存在，但是这一结论是基于少数极端地区得出的，所以这一结论不足以推广至整体。在这里，汉德法官成功地用数学方法说明了何种情形下何谓过失，特别是用数学方法诠释了何谓合理注意或者不合理注意。
如果这些群体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那么可以认定该歧视案件初步证据确凿。比如，在张廷权故意杀人案当中，法院支持的证据有：生物物证鉴定意见证实：在送检的张廷权家院中央地面可疑血迹、张常青家院门前地面可疑血迹中检出人血反应，经str分型检验及遗传统计学分析，支持上述血迹为张某丙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美国的都斌（James E. Durbin）教授曾通过研究指出，在一些财政收入较差的州所在的公立学校，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只有平均577.49美元，而财政税收较好的州的公立学校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平均是1231.72美元。人们可以运用数学方法，但是不能被某一种特定的方法所绑架。
但被告辩称他曾驾车离开又返回此地。通过计算样本数据的几何平均数，电力公司估计出鱼的年死亡量为每年7750条。
为了证明某一据说落入德军手中的文件的作者是德雷福斯上尉，这次起诉请了几位专家证人通过跟踪德雷福斯写给他兄弟的家书中的单词intérêt来推理出他是该文件的作者。这些是诉讼两造通过理性决策可以权衡的问题。因此，本文不打算对周文斌案做具体讨论，但是可以预测，在中国未来的司法审判当中，将会有更多的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排列组合、误差理论等理论作为证据来分析证据的合理性。第二，即使假定的事件概率是正确的，基于乘积法则的乘法运算预设了被测量因素相互独立的前提条件，然而该前提条件没有陈述任何证据，显然是错误的。
贝叶斯定理如下所示：P（X|E）=*P（X）。法律来源于人类生活的秩序需要，并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保障条件。
周文斌是南昌大学原校长，工学博士，因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而受审。基于三段论的司法逻辑模式，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是现代法律逻辑理性在司法领域的扩展，符合法治的根本意图。
为了应用该方程，芬克尔斯坦和费尔利为了简单起见，假设被告不可避免地将留下这样的痕迹，所以P（E|X）=1，他们也阐述到概率P（E|not－X）等于在嫌疑人群体中该痕迹出现的频率。芬克尔斯坦和费尔利强调这可能导致传达给陪审团太少关于掌纹痕迹充分的举证价值的信息。
法院是不是应该对此一味地保持沉默，还是积极地有效应对？当然，本文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文斌案抽象出来的基础问题：什么是数学方法？法律论证当中如何运用数学方法？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从法理学上评价数学方法的法律论证价值？ 二、数学方法的法理释义 不论是从人类的精神活动来看，还是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看，数学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正义可以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比如，在嘎佐（Garza）诉洛杉矶郡（County of Los Angeles）选票案当中，为争取西班牙裔在洛杉矶选举检察官当中获得胜利奠定选区基础，原告提出了一个投票当中存在集团投票性质的法律命题。从司法过程来看，数学的基本公理（定理）、公式等被用到司法当中，用以证明诉讼参与人的某个法律命题，或者法官用之进行论证说理，是数学方法影响司法程序的主要形式。
在联邦能源立法委员会（FERC）发放许可证之前，密歇根州自然资源部试图说服FERC采取一定强制措施，以减少被涡轮机卷走的鱼的数目。可见，数学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理论提升。
要恢复A、B间己被扰动的利益的平衡，则需要使A的利益重新变为f（a2）－|f（a2）－f（al）|=f（a1），而使B的利益重新变成f（b2）+|f（b2）－f（b1）|=f（b1）。康斯坦丁电厂是一个位于密歇根州康斯坦丁市圣约瑟夫河畔的拥有94年历史的水力发电厂，它的所有者是印第安纳密歇根电力公司。
数学的论证是最科学的convince，但是和规范论证本身存在的交互性的说服是有差异的。因此，通过法律论证寻求司法的可接受性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重要准则。